范蠡商业思想形成的历史渊源
 

范蠡商业思想形成的历史渊源

南阳理工学院 金涛教授

一、范蠡商业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

据现代学者考证,范蠡生于公元前520年左右,卒于公元前447年左右。按照史学界对我国历史阶段的划分,范蠡一生前44年生活在春秋时代,后29年生活在战国时代。范蠡生活的春秋末战国初,是我国古代史上一个空前的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其特点主要有:

(一)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正在发生深刻变革。

春秋末期,在农业生产领域,铁质工具如铁犁铧、铁锄等,得到了广泛使用,农用动力方面,牛耕也得到了普遍使用,从而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生产力,许多荒地被开垦成良田,耕作技术转变为精耕细作,农业产量大增。新工具和新技术推动了手工业的发展,出现了许多著名的冶铁手工业中心,如宛(今河南南阳)、邓(今河南孟县东南)、邯郸等等,出现了魏国的孔氏、赵国的卓氏、齐国的程郑等一批因冶铁致富的大商人。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剩余产品的增多,促进了商品交换和商业活动的繁荣,为以子贡、范蠡等为代表的一大批商业巨子的产生创造了条件。

在生产关系领域,随着荒地的开垦,“私田”不断增加,作为周王室统治基础的古代土地国有制---“井田制”逐渐崩溃,新兴的封建土地私有制迅速发展。这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当时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的一系列深刻变革。

(二)王权衰落,诸侯争霸,战争频繁。

在范蠡生活的时代,周王室号令天下的权威早已一去不返,天下170多个大小诸侯国只是表面上继续尊周天子为共主,实际上根本不受周天子约束,周王室纯粹成了摆设。于是诸侯国之间互相征伐兼并的“争霸战争”此起彼伏、接连不断,使得那个时代成为古代史上一个空前的“乱世”。史书记载,春秋242年间,有43个君主被杀,52个诸侯国被灭,大小战争480多次,平均每年1.9次。诸侯贵族尚且朝不保夕,布衣百姓更是悲惨,从生到死要么如牛马一样劳作,要么被赶上战场当炮灰。当时像范蠡这样出身平民的英才,如果不甘于一辈子任人践踏,投效于诸侯、展示自身才华,获得赏识重用而出人头地,就是最好的选择。这就是范蠡早期之所以会冒险随楚国宛令文种离开故乡,辗转于吴、越,想尽办法也要作官从政的原因。

(三)商人阶层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显著上升。

春秋末期随着商品交换规模的扩大与频繁,商业经济逐渐繁荣。商人阶层通过商业活动,促进了各诸侯国的生产发展和经济活力,并从中获得了巨额财富,使当时的人们看到了这个阶层的能量与价值。在那时,片面贬低商业,把商人视为“五蠹”之一的法家思想还处于萌芽之中,后世秦国以抑制、取缔商业活动为特征的商鞅“耕战政策”还没有成为主流,各诸侯国或出于“富国强兵”发展经济,或出于增加财税收入、筹措战争经费的需要,普遍对商业和商人持较为开明的态度,很少横加干预、摧残。因此,商人阶层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显著上升。当时各国的富商如白圭、漪顿、姜子盾等,凭借赚取的巨额商业利润“富比王侯”,“衣必锦绣,食必梁肉”,对平民中渴望摆脱贫困卑微地位的人才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另一方面,商人阶层对各诸侯国社会生活乃至政治活动的影响力也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如郑国大商人弦高能以一己之力,影响秦国与郑国、晋国的战争进程,齐国商人鲍叔牙、管仲甚至能长期执掌一个大国的国政。因此,当时的有识之士并不排斥经商,甚至许多社会名流,如孔子的得意门徒子贡,主动投身商业成为巨富,这使得那时的人们将从商看做除入仕作官之外另一条出人头地的出路。所以,范蠡后半生在仕途遭遇挫折、离开越国后,也选择以经商为职业。

(四)思想文化领域开始出现“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

周王室衰落后,周王朝思想文化的一统天下被打破了。各诸侯国出于争霸和社会变革需要,大力网罗人才,养士之风开始盛行,使得当时社会上出现了一个特殊的“士人”阶层。这些有文化、有思想、有抱负的“士人”或四出游说辩论,或设立私学、招收弟子,传播主张,提出社会变革意见,从而使思想文化领域开始出现“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其中,在范蠡生活的时代,短短百年内,就有三位堪称泰斗的大思想家----老子、孔子、孙子相继涌现,从而在范蠡出道之前,“百家争鸣”早期三个最著名的学派:道家、儒家、兵家,就已基本成熟,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范蠡是这三位大师的后辈,他比老子小55岁,比孔子小31岁,比孙子小20岁左右,因此,范蠡商业思想在形成过程中,很自然地受到了这三家学说的深刻影响。

 

二、儒家与范蠡的渊源

范蠡生前虽然和孔子没有直接交集,但儒家学说对他的影响却是根本性的。从记载范蠡生平的史料中看,这种影响主要来自两方面:

一是家族传统的影响。范蠡的祖先是春秋时期晋国执政范武子。范武子在担任执政期间以贤明著称,他曾经到洛邑向周定王请教礼法,回国后讲习汇编夏、殷、周三代的典礼,采用教化手段解决治安恶化问题,使得“晋国之盗多逃于秦”,年老隐退后教导儿子士燮谦让知礼等。可见,虽然范武子的时代还没有所谓儒家,但他的事迹与后来儒家学说中重视礼法教化、强调“克已复礼”的主张是高度一致的。从范蠡本人的作为看来,虽然范氏家族后来家道中落,但范蠡自幼仍然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可以想象,这种与儒家学说不谋而合的家学传统,对范蠡一生大方向的影响是根本性的。

二是范蠡青少年时期在与人交往中受到的熏陶。在先秦诸子当中,孔子不仅是思想家,更是教育家。他第一个提出“有教无类”,而且率先开设私学广收生徒。孔子学生众多,真正在仕途上取得成功的寥寥无几,大多数人来自老百姓又回归老百姓,后来像孔子一样,游走于各国,以开馆教学为业,相当于如今的基层乡村教师。所以,虽然孔子的主张在当时并未得到各国统治者的赏识,他的学生们却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批走向民间的知识分子,儒家学说也因此成为率先在平民中产生广泛影响的学术思想。范蠡的故乡楚国宛城虽然地处边陲,却是当时一个重要的冶铁业中心,各国商贾、士人往来频繁,范蠡少年时“一痴一醒,时人尽以为狂”,不屑于与俗人交往,“然独有圣贤之明,人莫可与语”。可想而知,与青少年时代的范蠡交往的,都是平民中真正有知识、有抱负的人,这其中肯定以孔门中人为多。正是在与这些人的交往熏陶之下,儒家的“圣贤之明”才深刻融入了范蠡的思想与言行中。

儒家学说对范蠡的影响,明显地反映在他的事迹中。首先,他成年后离家辗转于吴、越,一心寻求入仕作官的机会,这与孔子当年周游列国、“求善贾而沽”的经历何其相似,显然,孔子这种积极入世的理念,范蠡也是极为认同而且身体力行的。在觉察到越王勾践对自己的猜忌之后,他毫不迟疑地弃官而去,想必是遵从了孔子“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的告诫。

其次,范蠡经商的最大特点是“依于仁”。范蠡在经商过程中始终要求“务完物”,即商品的高质量,并且要把货物的优缺如实告知买方,使对方能够根据实情进行交易。“货之精粗好歹,实告经纪,使好裁专夺卖。若昧之不言,希侥幸出脱,恐自误也”,强调买卖双方是对等的关系,一定要进行公平交易。另一方面,史书载他在齐国“致产数十万”,在去齐前“尽散其财,以分与知友乡党”。在陶“三致千金”后“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这体现了儒家思想中重义轻利的“义利观”。

“重义轻财、扶危济困”历来都是儒家所推崇的仁德之举,范蠡率先垂范,不仅济贫,还努力扶贫。鲁国的书生猗顿,穷得走投无路,向他询问经商致富的诀窍,范蠡就毫无保留地告诉了他,他按方行事“十年之间其息不可计,货拟王公,驰名天下。”也和范蠡一样发了家。范蠡帮助猗顿,可作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一儒家理想的最好实例。

可以看出,儒家学说从根本上影响了范蠡人生和事业大方向,也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范蠡本人的行为与思维方式。所以,后人将范蠡归为“儒商”是有道理的。但范蠡能够将儒家的理念成功地运用在社会实践中,特别是商业活动中,没有像儒家中许多人只会脱离实际讲空头理论,“笔下虽有千言,胸中实无一策”,这可以说是范蠡对于儒家学说的发展甚至超越。

 

三、道家对范蠡的影响

从范蠡的生平事迹中,可以看出,老子创立的道家学说对他的影响是最大、最深远的。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

首先,范蠡与道家创始人老子有比较密切的师承关系。据史书记载,范蠡在越国时曾拜计然为师。计然,即文子,春秋宋国人,老子的门徒。由此可知,范蠡可以算是老子的再传弟子,后世许多学者也因此将范蠡称为道家代表人物之一。

根据史料,范蠡一生在政治、军事活动及后来从事商业活动中所运用的“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二者形则万货之情可得而观已。(知道要打仗,就要做好战备工作;了解货物什么时候为人们所需求购用,才算懂得什么是商品。掌握‘时’与‘用’二者的规律,那么各种货物流通情况就可以观看清楚。)”“积著之理,务完物,无息币。以物相贸易,腐败而食之货勿留,无敢居贵。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积贮货物之常理是务求完好牢固高质量之物品,不要有积滞不流之‘死钱’。以东西互相做买卖,要注意不留存易腐易蚀之货物,不要冒险囤积居奇以待涨价。要研究商品过剩或短缺情况,才会知道贵或贱的道理。东西贵到极点就会返归于贱,贱到极点就会返归于贵。)”等重要思想,其实就来自计然的传授。计然传授的道家思想深得范蠡折服,对他影响极大。

其次,范蠡是道家学说精华的继承者与实践者。道家学说最精华的内容,是以“道”为核心的朴素辩证法思想。道家学说指出,宇宙万物是处在不断变动之中的,这种变动是有规律可循的。而事物变动的规律,往往是不断达到其发展的顶峰后,又走向其反面,即所谓“反者道之动”。比如,强国达到极强之后,就会衰落成弱国,富人穷奢极欲后,就会变穷。所以,人们首先应该认识到这种万物变化的普遍规律,把握时机,按照客观规律办事,不去违反它,就可以把“弱国反败为胜战胜强国”、“穷人由穷变富”之类看似不可思议的奇迹变成现实。

作为范蠡的老师,计然对于道家学说的精华有着精准的理解。他的这种理解,又深刻影响了范蠡。范蠡从计然那里学到的,包括穰旱相交的农业循环规律、农末俱利的平籴论,以及物价观测、贵出贱取等经商致富的"积著之理"。这些思想无不反映了道家对于事物变动规律的辩证理解。计然认为,无论是要让越国由弱变强,还是要让个人由穷变富,都要首先认识这些强与弱、穷与富的变动规律,按照规律行事,创造条件以待时机,条件不具备、不成熟时,不要盲目行动,以免违反规律逆天而行。范蠡不仅是计然思想和策略的忠实执行者,还在实践中将这种思想进行了发展完善。比如,他认为"六岁穰,六岁旱,十二岁一大饥",即天下六年一次大丰收,六年一次小丰收,十二年一次大的饥荒,这些都是气候变化引起的,是有规律的。掌握了这些规律就可以提前做好准备。"水则资车,旱则资舟"。大旱之年应收购舟船,因为其价贱,而旱后船只必会成为紧俏商品。那么,怎样才能掌握自然环境和市场环境的这些变化规律呢?范蠡认为,审时度势、观察研究天象和市场供求的具体情况是关键。影响气候和市场的变化的无非是几种基本因素,只要根据这些因素的变化做出判断,就能掌握其中的规律,取得成功。

可以说,范蠡一生中无论是在政治、军事方面还是在商业上的成功,既来自他从计然那里学到的认识规律、顺应规律的道家精髓,更来自他自己在实践中摸索出的审时度势的经验与能力。范蠡出道不久,越王勾践要发动夫椒之战伐吴,范蠡敏锐地觉察到敌强我弱,劝说勾践退兵,勾践不听,结果兵败,几乎亡国。危急关头,范蠡却认为吴国已是强弩之末,无力再战,提出“卑词厚礼,乞吴存越”的策略,拯救了越国。在灭吴成功、个人声望与权力达到顶峰时,又立刻察觉到勾践的猜忌,随即急流勇退,得保全身。齐国国君打算任命他为相国时,他意识到“居官至卿相,此布衣之极也,久受尊名不祥,”立刻搬家避开。在经商过程中,虽然多次取得成功,他却从不贪恋财富,一旦发现本地市场趋近饱和,或行业发展空间已到极限,就毫不犹豫地散尽千金,另起炉灶,避免了无谓的竞争和失败。所以,范蠡是道家学说精华当之无愧的继承者与实践者。

需要指出的是,范蠡毕竟是道家思想的实践者,不是理论家,他与那些片面主张“无为而治”、“大智若愚”、以至于消极“抱残守缺”的道学家们是有根本区别的。范蠡虽然认同做事要顺应规律,等待时机,但他在实践中也认识到,“夫天与弗取,反受其咎”,一旦时机到来,就必须毫不迟疑地积极行动。因此,在灭吴的最后关头,勾践面对吴国使者的乞求犹豫不决时,范蠡却坚决命令军队发起总攻,迫使吴王夫差自杀。在经商中,范蠡在货物价格合适时“贱取如珠玉、贵出如粪土”,没有丝毫犹豫。这是范蠡高于一般道家人物的地方。

 

四、兵家对范蠡的影响

在与范蠡同时代的三位大思想家中,最有可能与他发生直接交集的,是兵家创始人孙子。孙子曾经到吴国,帮助吴王阖闾训练军队,最终指挥吴军在柏举之战中打败楚军,攻入楚国郢都,使作为强国的楚国几乎灭亡,从而达到了个人军事生涯的顶峰。范蠡本身是楚人,长期在吴越两国活动,又担任过越国上将军,应该对孙子本人及其兵家学说非常了解。但据记载,孙子到吴国,直至发动伐楚战争时,范蠡还待在家乡宛城,等到范蠡辅佐勾践卧薪尝胆时,孙子却早已在柏举之战后功成身退隐居乡间。所以,范蠡基本上没机会和孙子见面。即便后来范蠡率军攻吴,和他兵戎相见的也不是孙子,以至对于后人,“范蠡和孙子究竟谁更能打”就成了一个无解的问题。

即使这样,孙子的兵家学说对于范蠡的影响仍然是显而易见的。范蠡和孙子都曾是将军,范蠡作为后辈军人,当然要学习老前辈孙子的兵法和战争经验,因此,范蠡首先是兵家学说的继承者。而且,对于当时担任越国上将军的范蠡而言,孙子也是战场上可能遭遇的对手。虽然后来孙子隐退乡间,他为吴国训练出的精锐之师以及制定的用兵方略还在,范蠡要完成兴越灭吴的使命,就要超越孙子、打败孙子,所以,范蠡又必须是兵家学说的发展者。

范蠡对于兵家学说的继承,主要体现在,范蠡学习并接受了孙子关于战争基本规律和基本原则的思想。孙子指出“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因为战争事关生死存亡,所以必须谨慎决策,否则一旦战败,后果不堪设想。孙子又说,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包括道、天、地、将、法五个方面,即政治是否清明、气候是否合适、地形是否有利、将领是否善战、军纪是否严明。在进行决策时,可以根据双方这五方面情况的对比,估计出是否有必胜的把握,再决定是否进行战争。关于指挥战争的基本原则,孙子认为,打仗是特别消耗财富资源的事,所以必须事先做好充分的物质准备,然后才能出兵作战,“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在交战过程中,将领应根据具体情况,灵活机动地运用兵力和战术,善于把握主动,“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因敌而制胜”、“致人而不致于人”。从范蠡攻灭吴国的过程中,可以看出,他不仅接受了孙子的这些思想,而且将之成功地运用到了战争实践中。比如,他先进行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即长达近二十年的认真准备,期间通过贿赂吴国君臣等手段,一边麻痹对方,一边详细收集了解对方情报。一旦时机成熟,他立即主动出击,采取灵活机动的战术,通过三次战役彻底打垮了吴国军队,完成了灭吴大计。

在范蠡后来的经商实践中,也可以看到他对于孙子思想的成功运用。孙子认为,在战争的具体决策中,决策者首先要使己方立于不败之地,“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而己方的“不可胜”取决于7个条件,即所谓“孙子七计”:“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即,哪一方君主政治清明?哪一方将帅更有才能?哪一方拥有天时地利?哪一方法令能够贯彻执行?哪一方武器坚利精良?哪一方士卒训练有素?哪一方赏罚公正严明?为此,在平时就应当从这7个方面入手,做长期的努力,对敌方形成优势,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待敌之可胜”即寻求克敌制胜的有利战机。在战争的准备阶段,或战机出现之前,要善于伪装己方意图,麻痹敌人,“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不要盲目行动。而一旦条件成熟、战机到来,就应当迅速以雷霆万钧之力给敌人致命一击,“是故始如处女,敌人开户;后如脱兔,敌不及拒。”在孙子思想指导下,范蠡在离开越国、投身商业之初,并没有一开始就幻想做大事、发大财,而是先在海边开荒种地、放牧、晒盐,靠实业积累资本,然后再去从事一些在旁人眼中不起眼的小生意。从小本经营中通过薄利多销让手中的小资本逐渐扩大,同时熟悉市场环境、建立合作关系。一旦商机出现,他又能够迅速行动,毫不迟疑地投入巨资,与齐国大商人姜子盾合作,将北方的优质战马贩卖到急需建立战车部队的南方各国,从而一本万利,获得巨大成功。范蠡曾经多次白手起家创业,每一次都是从小事入手,先做长期努力准备成功的条件,条件成熟后,他又能敏锐地把握商机、因势利导、当机立断。所以,他总是能比那些幻想一夜暴富的投机者们更快地致富。可以看出,范蠡继承了孙子关于战争决策的思想,并能在商业活动中成功运用,是他能够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

范蠡对兵家学说的发展,则主要体现在他能从对立面出发,对孙子的兵法理论进行了重要补充。孙子思想的主要局限在于,他只是站在强者的角度思考如何战胜弱者,“古之所谓善战者,胜于易胜者也。”所以,他认为直接决定战争胜负的,是双方一系列主客观条件对比的结果,即所谓“势”,“故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因为自认是强者,所以“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即使万不得已投入交战,也要力求速战速决,“兵闻拙速,未闻巧之久也。”那么,如果己方是形势不利、没有条件不战而胜,更没有速胜可能的弱者,又该怎样战胜强者?孙子在他的兵法中,基本未回答这个问题。而范蠡恰恰用他的实践活动,指出了弱者战胜强者的根本思路,即:积极防御、持久作战、以柔克刚、后发制人的战略,加上先韬光养晦、奋发图强,一旦时机到来,就乘虚蹈隙、出奇制胜的战术。范蠡认为,成功运用这套战略战术的关键,在于将领能否根据战场上实际情况的变化,灵活机动地把握战机。所以,时机未到时,要沉着应付,不动声色,持重待机,时机一到,就要雷厉风行,迅猛进攻,所向披靡。本来弱小的越国,正是在范蠡提出的这套战略战术指导下,经过近二十年的持久努力,最终彻底打败了强大的吴国。在后来的商业活动中,范蠡也强调要适应市场、灵活经营,抓住时机,当机立断,千方百计加快资金周转,“财币欲其引如流水,”因此能够在数次散尽家财后,又迅速成功致富。这些都是范蠡对于孙子兵家学说的发展与补充。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范蠡是他那个时代各种先进思想的集大成者,他的商业思想在形成过程中,既继承了儒家、道家、兵家学说的精华,又对这三家的思想进行了融合、发展乃至超越。所以,范蠡既是“儒商”、“道商”也是“兵商”。他的思想既与这三家渊源深远,又因不同于任何一家而卓立不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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