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范蠡经济思想的《周礼》渊源
 

论范蠡经济思想的《周礼》渊源

李青友

 

[摘 要] 范蠡虽生活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之际,但他经济方面的思想仍然受到《周礼》的影响。《周礼》中的农本思想、重商思想、政府调控思想,在范蠡的思想理论和实践活动中都得到了落实和发展。任何思想的产生不能与其时代割裂,范蠡经济思想源于《周礼》。

[关键词] 范蠡;经济思想;周礼

作为春秋战国之际政治家、军事家、经济学家和货殖家的范蠡,在其成功的军政成就和农商活动中,经济思想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农本思想、重商思想、政府调控思想都是范蠡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究其本源,笔者认为均来源于《周礼》。

《周礼》又名《周官》,相传为西周初期周公旦所作,主要记述了西周的官制和礼制,是以国家政治和礼仪制度的构想为主要内容的经典著作。《周礼》是当时周王室和诸侯国为政的蓝本,它的内容非常丰富,涉及到经济的文字也比较多。就儒家经典而言,《周礼》是提到经济思想最多的一部书。进入春秋战国以后,尽管《周礼》的政治思想受到了诸侯国的挑战,但它的经济思想却因拥有普遍价值而在社会上层继续被接受.

作为越国上将军和上大夫的范蠡,处高位、据要职,自然通透治国经典的《周礼》。纵观范蠡的行事所为,他对《周礼》经济思想或继承或发展,渊源明显。笔者不揣浅薄,试对此进行论述。

 

一 范蠡的“谷能生人”与《周礼》的农本思想

对农业生产的重视,是范蠡经济思想最重要的体现。农业是衣食之源、生存之本,是一切生产的首要条件。农本思想在当前看来是司空见惯,但在两千多年前的先秦社会并非人尽皆知。范蠡从《周礼》中汲取农本思想,把农业看作是富国强兵的重要基础,看作是商业的基础。

越国的复国是建立在经济恢复基础上的,这其中范蠡的农业思想非常关键。在越国经济复苏的过程中,范蠡多次对勾践强调粮食在日常生活和国防事业中的重要性:“人得谷即不死,谷能生人,能杀人”,“兵之要在于人,人之要在于谷。故民众,则主安;谷多,则兵强”。范蠡还认为:“天地之间,人最为贵。物之生,谷为贵,以生人。”在春秋战国的动乱局面中,各诸侯国要想立于不败之地,就要有强大的军队;强大的军队必须有强大的后勤补给,而粮食生产是重中之重。要富国强兵,首先要保障粮食生产的充足。正是接受了范蠡的农业思想,越国通过“十年生聚,十年教训”才得以复兴,灭掉吴国。

如果说范蠡在越国的农本思想是侧重理论的,那么他在齐国的农本思想是付诸了实践的。范蠡把农业思想从越国带到了齐国,他带领全家在齐国海边艰苦创业,就是从农业生产开始的。《史记•越王勾践世家》称其:“(范蠡)耕于海畔,苦身戮力,父子治产。居无几何,致产数十万。”后来,范蠡离开齐国,来到陶地,重新创业,“复约要父子耕畜”,还是从农业生产开始发家致富的。

范蠡的农本思想,和《周礼》的农本思想非常吻合。周人的始祖是尧时期执掌稼穑之事的官员后稷,周人尊后稷为始祖,可见周朝对农业的重视。《周礼•天官•内宰》有记:“上春,诏王后帅六宫之人而生檀桂之种,而献之于王”。周公曾作《无逸》总结商亡周兴的经验,认为商后期的统治者不了解农业生产、不知农人劳苦,“生则逸 ,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惟耽乐之从”,并告诫君主要“先知稼穑之艰难”。

农业生产是头等大事,这在《周礼》中非常凸显。《周礼》把农业生产看作是国民经济的根本,并围绕农业生产进行社会分工,以“九职任万民” ,即“一曰三农,生九谷;二曰园圃,毓草木;三曰虞衡,作山泽之材;四曰薮牧,养蕃鸟兽;五曰百工,饬化八材;六曰商贾,阜通货贿;七曰嫔妇,化治丝炱;八曰臣妾,聚敛疏材;九曰闲民,无常驻职,转移执事。”这九种职业中,“三农”是排在第一位的。“三农”指的是在高原、平地、低地耕作的农民,这些农民主要是从事农业劳动、粮食生产。把“三农”放在社会职业的第一位,其重要性可想而知。

其实,《周礼》以“九职任万民”的职业界定,完全是围绕农业生产来划定的。除了“三农”之外,“园圃”“虞衡”“薮牧”“ 百工”等职业涵盖了现代意义上的林业、牧业、副业等,属于广义农业。《周礼》广义的农业思想,在范蠡经营中体现得比较明显。

范蠡的广义农业思想,源于他对土地的深刻认识。范蠡认为,“唯地能包万物以为一,其事不失,生万物,容畜禽兽,然后受其名而兼其利”。依托土地发展大农业,是范蠡农业思想的一大特色。首先,范蠡对渔业非常重视。《宝庆会稽续志》记载:“勾践兵败栖会稽,范蠡即山穿池,毓鱼鳖三年,水陆之味不乏。”《嘉泰会稽志》引文记载,范蠡“畜鱼三年,其利千万”。范蠡还凭借自己丰富的养鱼经验,撰写了书接上最早的养鱼著作——《养鱼经》。其次,范蠡对林业非常重视。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有范蠡发展林业有所记述,“种柳千树则足柴。十年以后,髡一树得一载;岁髡二百树,五年一周。”范蠡还对畜牧业有所实践。他到陶地后,“复约要父子耕畜”,把农业种植和畜牧养殖并重进行。范蠡对猗顿传授致富经验,就是让他大力发展畜牧养殖,随后猗顿成为巨富。

可以说,范蠡的农本思想贯穿了他从政和经商的各个时期。从理论到实践,范蠡建立了卓越的功勋,获得了巨大实惠。他的农本思想,是对《周礼》重农思想的继承和发挥。

 

二 范蠡的重商思想与《周礼》的“阜通货贿”

在传统的表述中,商业往往被视为“末业”,但这个“末”只表示居于产业链的末端,并非表示不重要。冯友兰在其《中国哲学简史》中说:“农业生产被认为是立国之本,而商业则被看为是立国之末端,因为经济生产主要靠农业,而商业只关系到产品的交换。”其实“重农抑商”,汉代大一统之后的事情,在先秦时代并不明显存在。

如此看来,范蠡由越国上大夫、上将军,转变为富甲一时的名商大贾,社会地位并没有降低。范蠡的经商之路,也不是让自己沉于社会的末流。从当时的社会状况来看,商业并不是末业,商人也并不是末流。范蠡是重商思想的践行者,《周礼》是富含重商思想的典籍。《周礼》对商业的重视,表现在它充分肯定了商业在的社会作用和商人的社会地位。

(一)首先,《周礼》肯定了商人的社会身份。《周礼》对社会职业的划分有六职、九职和十二职之说,但商人总是被视为一个重要职业出现。在“九职任万民”中,就首先明确了“商贾”的身份。“国有六职,百工与居其一焉。或坐而论道,或作而行之,或审曲面执,以饰五材,以辩民器,或通四方之珍异以资之,或饰力以长地财,或治丝麻以成之。坐而论道,谓之五公作而行之,谓之士大夫审曲面执,以伤五材,以辩民器,谓之百工通四方之珍异以资之,谓之商旅饰力以长地财,谓之农夫治丝麻以成之,谓之妇幼。”有了社会身份的商人,可以名正言顺地主导商业活动,这也是范蠡称为“商圣”的政策需求。

(二)其次,《周礼》强调商业税收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周礼》中“以九赋敛财贿”,其中的“关市之赋”指的就是各种商业税收。当时社会能认识到商业税收对国家财政的来源,就会支持商业发展,肯定商人地位。

(三)《周礼》认为商业具有流通货物互通有无的功能。商业之所以有顽强的生命力,商人之所以能得到肯定,《周礼》认为商人能“通四方之珍异以资之”,有“阜通货贿”和“通财”的功能,商品的流通能够满足社会的需求。

范蠡襄助越王勾践兴越灭吴之后,离开越国,到齐鲁之地经商,形成了完备的商业思想,尤其是他主张货物流通,发展商品经济,对后来中国商业都产生了深远影响。究其根本,范蠡的商业思想还是受到了《周礼》的影响。

 

三 范蠡“平粜理论”与《周礼》的经济干预

范蠡在继承和发展了《周礼》商业思想的基础上,形成了独特的经济思想。其中,“平粜理论”是范蠡的一个重要思想。平粜,是运用政府财政力量收购或抛售粮食以控制粮价的经济措施,强调的是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范蠡认为:“夫粜,二十病农,九十病末。末病则财不出,农病则草不辟矣。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则农末俱利。平粜齐物,关市不乏,治国之道也。”只有国家实行平粜政策,才能平抑物价,使商业和农业健康发展,范蠡认为这是“治国之道”。

从《周礼》中看,能明显看出西周初年国家保持粮食这种基本商品价格稳定的努力。在具体操作上,《周礼》中的诸多经济操持手段,都已经有“平粜理论”的滥觞,《周礼》中政府对经济的调控与干预要求已经非常明显。

(一)政府对粮食的干预。

在先秦社会,粮食是中最要的物资,关涉到社会稳定和国家机器运营,政府对经济的干预首先体现在对粮食上。《周礼•地官司徒第二•廪人》载:“廪人掌九谷之数,以待国之匪颁、賙赐、稍食。以岁之上下数邦用,以知足否,以诏谷用,以治年之凶丰。凡万民之食,食者人四鬴,上也;人三鬴,中也;人二鬴,下也。若食不能人二鬴,则令邦移民就谷,诏王杀邦用。”《周礼•地官司徒第二•仓人》载:“仓人掌粟入之藏,辨九谷之物,以待邦用。若谷不足,则止余法用。有馀,则藏之,以待凶而颁之。凡国之大事,共道路之谷积,食饮之具。”《周礼•地官司徒第二•司稼》载:“司稼掌巡邦野之稼,而辨穜稑之种,周知其名,与其所宜地。以为法而县于邑闾,巡野观稼,以年之上下出敛法。掌均万民之食,而賙其急而平其兴。”

(二)政府对农业生产的奖惩。

为促进农业生产,《周礼》制定了很多措施。它规定由“遂大夫”等地方官负责地方的农业生产,并做好督促、检查工作,“以教稼墙,以稽功事”“简稼器,修嫁政”。而且,要对对不努力做好农业生产的人,进行有效惩罚。“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无职事者出夫家之征。” “凡庶民不畜者祭无牲,不耕者祭无盛,不树者无椁,不蚕者不帛,不织者不衰。”《周礼》对农业生产运用了引导和惩戒并举的措施,细致入微,行之有效。

(三)政府对商业的管理。《周礼》对管理商业的机构、制度、措施和原则,都作了相当详密的规定。同时对商业和市场管理制定了一条基本原则:“赠治市货六畜珍异,亡者使有,利者使阜,害者使亡,靡者使微。凡通货贿,以玺节出入。”[11]这些整理市场的原则相当完备,短缺的使它有货,坚实耐用的使它供应充分;粗制滥造的使它绝迹,奢侈品则尽量减少。货物的运输,必须有玺节才能通行。《周礼》中这些商业理念,已趋于成熟,有利于社会的生产和商品的流通。

《周礼》经济思想中的政府调控理念,得到了范蠡的继承和发扬。作为成熟政治家和经济学家的范蠡,他认为政府适当地调控经济、干预市场,能保证经济良性发展。事实证明,调控思想是有价值的。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高度肯定了范蠡经济思想在富国强兵中作用,“修之十年,国富,厚赂战士,士赴矢石,如渴得饮,遂报彊吴,观兵中国,称号五霸”;也肯定了范蠡的商业成就,“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此所谓富好行其德者也……遂至巨万。故言富者皆称陶朱公”。思想指导行动,思想必有来源。《周礼》作为西周制度的经典,影响较大,普及较广,受众较多,特别是其经济理念被春秋战国上层社会接受和发展。经过比较总结,笔者认为范蠡的经济思想源于《周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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