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蠡与孙武战略思想的比较（五）

薛国安

五、全破论的异同

全与破，是古代兵家对实现战争目标的一种战略企求。从实现的方式上说，采用非军事手段，破坏性较小，故日“全”；采用军事手段，破坏性大，故日“破”。孙武和范蠡都主张求“全”，但由于攻守、强弱条件的不同，实现的途径也各不尽一致。

在孙武看来，克敌之术，既可以是直接的军事手段，也可以是间接的非军事手段。所以，他提出："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并认为：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孙武认为，最佳的方式是通过“伐谋”、“伐交”，不经过大规模交战而使敌人屈服，以达到“小战而屈人之兵”、“巧战而屈人之兵”，以及“兵不顿而利可全”的理想境界。

在可见的文献中，未见范蠡直接论述过“全”，“破”的问题，但其求全避破的思想却十分明显。他曾建议越王勾践：“按师整兵，待其败坏，随而袭之。兵不血刃，士不旋距，吴之君臣为房矣。”认为这样才能收到“用力甚少而名声章明”的效果。这实质上是全胜思想的不同表述。
范盖和孙武之所以都主张“全胜”，与当时特定的时代条件密切相关。东周时代，列国纷争，战争频仍，兵家崇尚以非军事手段的政治、外交和智谋取胜，反对力战。《逸周书》的观点最有代表性：“武有七制：政、攻、侵、伐、阵、战、斗。善政不攻，善攻不侵，善侵不伐，善伐不阵，善阵不战，善战不斗，善斗不败。”最早萌发出求全避破，不战而胜的思想。

孙武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这一思想，他的全胜思想是以军事力量为后盾，“伐谋”、“伐交”为手段去实现的。他所说的“威加于敌”颇有些现代威摄战略的味道。从战史上看，其具体表现形式，既可以是利用观兵耀武或大兵压境使敌终止战争企图，也可以是利用武力威胁、外交桐吓以分化敌方盟友，使敌孤立无援而自动请降。甚至，必要时以一定规模的战争手段打服敌人。总之，它实际上是以强大实力为后盾的威摄加实战的手段，使敌恐于国破军亡而屈于我之意志。可以说，孙武主张的是以强求全的全胜战略。

范蠡为处于弱者地位的越国谋划战略决策，自然不可能对敌人采用威摄手段。但这并不意味着不能追求全胜，只是道路更艰、难度更大罢了。概括起来看，范盖追求全胜的策略，主要是瓦解敌人，使其全面坏败，不堪一击。例如：政治上，他隐蔽企图，详示臣服，并巧施计谋，使吴王重用奸候，疏远忠臣，放松对越国的戒备。经济上，他假借帮助吴王修建楼台亭谢，开掘邢沟之名，大量消耗吴国的人力物力，破坏其经济。外交上，采取结齐、亲楚、附晋的策略，孤立吴国。军事上，处惠吴王北上争霸，并资以兵力兵器，使其结怨于齐、晋，又消耗其军事实力，使其徒有霸主之名。越国最后战胜吴国，基本上达到了“用力少而名声章明”的战略企图。因此，范蠡的策略可以称之为以弱求全。

尽管范蠡和孙武追求全胜的途径不一，但他们对于战争指导者的要求却是完全相同的。无论是以强求全，还是以弱求全，都要求战争指导者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灵活运用物质力量，并促使其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使物质力量发挥更大的效用，让人的智慧通过物质力量而释放出更大的能量，这是我们研究范盖和孙武的全破论所不能忽视的。

比较研究的长处就在于使事物具有极大的鲜明性。通过上述比较，我们看到范蠡和孙武在攻守、主客、速久、刚柔、全破等战略性问题上的认识确实同中有异，异中有同，而且往往异大于同。孙武站在为“客”的立场上，偏重于进攻速决，强调以刚克柔，主张威慑制敌，不战而屈人之兵；范蠡则站在为“主”的立场上，偏重于持久防御，强调以柔克刚，主张避敌锋芒，后发制人。总之，前者倾向于战略进攻，后者倾向于积极防御。正是由于他们各有侧重，才分别揭示出战略进攻和积极防御的一股规律和基本原则，共同完善了先秦时期的战略思想。产生于春秋诸侯争霸时代的孙武和范蠡的战略思想，虽然其中的许多原则和方法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步失去了原有的光辉，但其思想精华仍然大耀生辉，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本文作者系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副主任、教授、少将，河南省范蠡文化研究院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