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武与范蠡战略思想的比较(一)
 

孙武与范蠡战略思想之比较(一)
薛国安

一、攻守论的异同

攻与守,是战争的基本形式,也是古代兵学理论中的一对基本范時。孙、范对此都作了辩证的论述,既讲了进攻,也讲了防守。但从战略思想上看,孙、范二人则各有侧重、详略和主次。

作为军事理论家的孙武,注意到了攻守的辩证关系,他说:“不可胜者,守也;可胜者,攻也”,“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善者,敌不知其所攻”等等。然而,从总体上看,孙武的理论的重心是主张战略进攻,以其《作战》、《九地》篇表现尤为明显。他声称:“霸王之兵,伐大国,则其众不得聚,威加于敌,则其交不得合。是故不争天下之交,不养天下之权,信已之私,威加于敌,故其城可拔,其国可声明确以攻拔敌人的国都,毁灭敌人的城邑为目标。为此,他要求“政举之日,夷关折符,无通其使,厉于廊庙之上,以诛其事。敌人开闹,必呕入之。先其所爱,微与之期。践墨随敌,以决战事。是故始如处女,敌人开户,后如脱兔,敌不及拒”。意思是,作战计划决定之后,就要封锁关口,销毁通行符证,不许敌国使者往来,在庙堂中秘密策划,作出战略决策,一旦有机可乘,就要迅速而出,夺取敌人的战略要地,但要轻意地约期决战。敌变我变,灵决定自己的作战行动。因此,战争始之前要像处女那样沉静,使敌人放松戒备;战争开始之后,就要像草丛中突然跳起的野兔一样迅速出击,使敌人来不及抵抗。孙子所论的核心,是要求突然袭击,夺取先机之利。这些主张言简意炫,再清楚不过地表明孙武的战略思想意在争霸,意在进攻。

范蠡是战略防御论者,他所著兵法二篇,惜已亡秩,因此范蠡的军事思想没有引起后人的重视。但从散见于史籍的部分资料中足以看出,其战略防御言论弥足珍贵,十分精辟。

第一,全面准备,周密防守。范盐提出:“审备则可战,审备慎守,以待不虞,备设固守,必以应难。”认为物资上周密准备,精神上谨慎防守,就可以应付敌人的突然袭击,核心是要全面防御。基于这样的认识,范盏仕越期间主持修建了大批军事设施。据《越绝书》记载,越国先后筑有勾践小城、勾践大城、盏城、种城、阳城、固陵城等等,多用于屯兵据守。此外还有防坞、杭坞等修造船只、屯驻水军的水上堡垒。他对防御之重视,由此可见一斑。

第二、削弱敌人,壮大自己。防御通常是以劣势兵力抗击优势敌人的进攻,客观上具有被动性。为了避免被动,范蠡提出了一个著名的主张:“尽其阳节,盈吾阴节而夺之。”所谓“阳节”,是指现实的军事力量;“阴节”,是指潜在的军事力量。意思是,最大限度地消耗敌人的现实军事力量,尽可能地发挥自己的潜在军事力量,以挫败敌人的进攻,其实质是要求通过各种积极手段削弱敌人的军事实力,扭转敌强己弱的态势,从而由被动转化为主动。这一思想贯穿于越国灭吴准备的全过程,其中,以文种所献“九计”体现得尤为明显。“九计”的具体内容是:“一曰尊天事鬼,以求其福。二日重财币以遗其君,多货贿以喜其臣。三日贵企栗稿以虚其国,利所欲以疲其民,四日遗美女以惑其心,而乱其谋。五日遗之巧工良材,使之起宫室,以尽其财。六日遗之诀臣,使之易伐。七曰强其谏臣,使之自杀。八日君王富国,而备利器。九曰利甲兵以承其弊”。这些计策以政略为主,某些方法今天已不可取,但从中却可看出,处于守势的一方,在被动的形式中,可以而且必须要有主动的内容。近现代许多著名军事理论家都持这一观点。克劳塞维茨曾说:“防御这种作战形式不是单纯的盾牌,而是由巧妙的打击组成的盾牌。”约米尼也认为:“消极的守势是必败无疑的。而积极的守势则往往可以转败为胜。”恩格斯提出:“防御不应当只是消极的,而应当从机动中吸取力量,并且只要一有机会,防御者就应当采取进攻行动。”毛泽东在论述防御问题时也指出,“消极防御实际上是假防御,只有积极防御才是真防御,才是为了反攻和进攻的防御”。这些论断,深刻地揭示了战略防御的本质。应当说,其基本思想与范盖的“尽其阳节,盈吾阴节而夺之”是相通的。

第三,避敌锋芒,后发制人。无论古今,进攻的一方无不主张先发制人,突然袭击。孙武的名言“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正是这一战略思想的经典表述。

作为战略防御的一方则相反。范蠡提出:“彼来从我,固守勿与。”认为在敌人突然发起进攻时,我军应当坚守阵地,避免决战。因为“宜为人客,刚强而力疾,阳节不尽,轻而不可取”。即进攻之敌往往选择对其有利的时机、有利的地形发起攻击,而且兵力强大、行动迅猛,在其锐气没有消失之前,是不可能战胜它的。所谓“固守勿与”,就是坚守阵地,避其锋芒。这一原则,不仅战略上应当遵循,甚至一些重要的作战也必须遵循,五湖之战就是一个明显的例于。当时,吴军“出而挑战,日五反”。范蠡认为:“今其来也,附强而力疾,王姑待之”,坚守三年不与战。吴军求战不得,锐气渐衰。在敌我强弱易势之后,范盖认为,得时无息,时不再来,天予不取反为之灭”,主张抓住战机,适时发起反攻。这里的“时”,就是指战机,即敌劳我逸,彼竭我盈之时。通常这种时机来之不易,稍纵即逝,务须乘机而动,一举歼敌。越国的灭吴战争便是范蠡这一思想的生动体现。公元前482年,吴王夫差率精锐之师北上争霸,范蠡乘机攻击其都城姑苏,俘杀守军万余人,大伤吴无气。公元前478年,吴国大灾良食圆乏,加之吴王“息民不戒”,减军队,戒备松弛,范蠡再次率军攻吴,先取得签泽大捷,后围困姑苏,最终灭亡了吴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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